和平崛起作为国家方向，与带有根本性的未来外部环境界定——“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中国在21 世纪初期有什么样的基本战略机遇？需要从这样一个时期里的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出发来分析和设想。

　　四大基本战略机遇

　　在基本格局中，最重要的是两项事态或趋势：美国将相当经久地拥有显赫的力量优势与其实在和潜在的广泛的局部霸权；从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增进趋向上看，中国在21 世纪初期后段很可能在总体力量上显著强于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实在和潜在强国。

　　由此，中国在21 世纪初期面临的基本战略机遇主要是：第一，只要中国坚持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的根本国策，连同争取广泛的睦邻关系的基本方针，中国就能够集中战略方向和资源，从而保证成功。第二，美国由于紧迫和较长期的反恐、防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平定”和控制中近东地区等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加上它同中国之间较广泛的共同利益，再加上它对与中国冲突或长时间对抗的巨大代价的深切顾虑，很可能长时间地不以中国为标准敌手或主要敌手。第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总的长期趋势是美国权势衰减，中国影响增长，以致最后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权势转移”。第四，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发展速度，中国大致可以说是美国以外已经并将继续得益于全球化最多的国家，可以有所防范地“搭全球化之车”来达到中国的基本富强，实现中国的广泛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和平崛起重在创新

　　所有上述基本战略机遇，显然都属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的“允准性”条件。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主要强国，其兴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中国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能够在国内实现可以持续发展和有着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具有中国特征的民主和法治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和法治传统，那就是中国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需的基本创新。从外部环境看，如果中国面对很复杂、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处理好各种矛盾，从而经久地和总体上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创新。

　　在非常基本的意义上，重大的历史性创新关系到在价值观念的层次上对世界史的贡献，在价值观念的层次上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对本国人民的鼓舞力。现代跨国价值观念最抽象、最浓缩地说寓于“自由”和“社会正义”这两个范畴，连同近30 年来凸现的“生态保护”范畴。中国自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在这些方面为世界作了什么价值观念上的基本贡献？应当说，在这些方面的基本贡献即使有，但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量的飞跃相比也是差距太大。就此而言，中国需要警惕——心灵和思想深处的真正的警惕。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话句决不是出自单纯物质主义的视野，也决不只有关于中华民族本身之“民族伟大”(national greatness) 的关怀。在中国崛起的整个长过程中，中国人都应当时时思考和对照这句辉煌的格言。

　　创新思路处理台湾问题

　　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一整个历史时段内，外部环境中的一大障碍或危险是台湾独立。2004 年下半年以来，台湾问题的根本主导权已经很明显和相当经久地转到了中国大陆手中。在中国大陆的国力和影响迅速增长的大背景和大条件下，这样的变动提供了大陆做出战略调整、以便将促统事业推进一大步的重要机遇。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思想和政策创新非常重要。要在战略目标局部调整前提下，多考虑为了促统需要什么样的和平的“硬手段”和“软手段”，特别是后者。不仅如此，为了促统还需要多考虑应当在哪些基本的政治概念、纲领性口号和相关的法律原则方面做出怎样的调整，连同在何时和分什么样的阶段做出如此的调整。

　　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原因，台湾政界和台湾公众对美国的态度、政策甚而“眼色”极为看重，极为顾忌，因而对于阻独促统的大目标而言，争取美国态度和政策的逐渐转化可以具有关键性或近乎关键性的意义。

　　两大结构性外部因素

　　与许多历史大动态一样，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或然性或可能性，而不是命定主义（determinism）意义上的必然。在中国的外部环境中，使之不能成为这种必然的因素几乎没有别的，就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战略对立。必须认识到，与过去相比，这两项因素（特别是后一项因素）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至今为止中国（如同美国和日本）还远未形成如何对待这两项因素、以致确有较大把握地避免强国间全面战争和经久冷战对抗的基本答案。说到底，如果始终找不到这种答案，那么中国和平崛起就将面临过不去的“瓶颈”。另一方面，在以足够的战略眼界、信心和耐心努力去寻求以前，就以命定主义的方式高度简单化地设定找不到这样的答案，那么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都是错误的。

　　对外政策舆论的演化

　　中国国内的对外政策舆论状况与其演化，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之一。这方面可能的方向是应当予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先前多年里，在对外政策舆论方面占显著优势的，一直是“韬光养晦”这样的温和对外方略信念。但是， 近一两年来，从中国很大一部分“精英舆论”来看，对外问题的紧迫感一般似乎已变得远超过发展国内改革的紧迫感。与此同时，社会转型和经济成长促成“大众民族主义”及其政治影响迅速增长。不仅如此，现在有了属于非官方和半官方媒体的新一代强有力的对外事务“舆论塑造者”，其很大部分驱动力是商业动机和“大众民族主义”。中国对外政策事务的处理由此拥有了某种重要的新力量或新资源，然而政策决定和政策贯彻的复杂性甚至困难也同时相应地增长。

　　中国公众和中国“精英”的国际眼界、对外态势和对外心理，仍然处于一个势必长期的构建过程中。如果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既足够稳妥，又前进得足够迅速，以致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公民教育真正进入一种经久的优良状态，那么中国优良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公众舆论的构建就有了决定性的保障。

　　和平崛起的终极标准

　　——强国化五大条件

　　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的和平崛起努力，甚至崛起本身，需要有一种关于“终极目标”的理论性－历史性标准。或者简单地说，需要明了什么是现当代强国——能够相对经久地维持强国地位的现当代强国。

　　现代历史开始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地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另一些国家曾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终究“中途夭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崛起为头等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跌落。中国值得向往的崛起当然只是指第一种类型。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看，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

　　1、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

　　2、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

　　3、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

　　4、 基本正确的中长期性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传统；

　　5、 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

　　参照这样的世界史经验，就像以上述现当代强国标准衡量一样，将大有助于明了中国已经具有了哪些强国化条件，正在较迅速地逐步接近哪些强国化条件，还远远欠缺哪些强国化条件，从而明了一系列属于基本方向性质的问题。

　　作者：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出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WE)《中国与世界观察》第一辑，原文有9000多字，本刊作了大幅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