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突击不是长久之计
很多城市对贫民区不问不管，放任自流，或者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当地主管部门财政资源、警力配备等方面都难以应对数以万计的外来务工者的流入，平时没法作为，难以管理。他们等待着有人举报，或者上级的命令才采取相应的临时性措施，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着把整个地方清除重建的那一天。一些地区采取的多是阶段性和突击性的行动，未能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因此穷人区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经常出现反弹。
北京海淀区八家村那条公路“双清路”两边被充当成临时旧货市场交易，小商小贩也一字排开，各种车辆和人挤成一团，使得上下班高峰期路段堵塞严重。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要拆除重建，但这种说法也讲了快十年了，一直没有得以实施，这种交通拥挤，治安问题突出的状态还可能持续下去，“我们这里变成了没人管的地方”，当地居民刘大爷这样说，“2006年3月的一天，来了几十个警察，四五辆卡车装满了非法商贩的东西，第三天，这里的状况又恢复到从前。”
尽管中国城市穷人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国际经验表明，毫无节制的穷人区蔓延是相当危险的。墨西哥、巴西、印度、泰国、孟加拉等国均存在规模庞大并难以遏制的穷人区问题。一旦穷人区远远超出城市管理者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规模，那么整个城市将受困于“穷人区”毒瘤之中，难以自拔。

定点清除并非良策
为以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迎接奥运会，2006年3月，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向各区下发了今年城中村整治任务书。据统计，北京市八大区共有城中村343个。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市政府今年计划对80个城中村进行整治，整治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拆除。有报道称，近年来仅丰台区就累计投入整治经费上亿元，拆除违法建筑近500万平方米。
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而且也得到许多市民的认可。因为人们常常把犯罪、吸毒、卖淫、家庭暴力等社会阴暗面和穷人区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区域的存在是造成社会治安不良的根源；另外，破烂的穷人区有损城市形象和官员政绩，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将带来例如水电、教育、医疗、公交等城市公共资源的严重短缺。这些都会引来城市居民的抱怨，这里有城市居民对生活在穷人区流动人口的根深蒂固的歧视。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几乎绝大部分都难以忍受穷人区现象，他们似乎未曾意识到这将是其长期必须面对而难以消灭的现象。以深圳为例，除了会计等岗位需要有深圳市户口担保外，深圳几乎没有任何对农民或外地人的歧视性规定，并且绝大部分在深圳的进城务工人员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大病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这几乎是中国大中城市中对城乡人口流动最为宽容的地方。但尽管如此，深圳市仍然在近5年来始终致力于清除城市穷人区，数千万平米的违规建筑和数百万穷人区人口被“清疏”掉。
但是，彻底清除穷人区，也会带来很多善后问题。这些被清除的人去哪里，他们的权益怎么保证，对待他们是否公平？有媒体报道深圳市采取对穷人区定点清除的梳理行动在一些郊区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抗拒。
穷人区的改造势在必行，但如果过激地进行城中村改造，将是城市之祸。

自我改造与政府提携
当然，在许多城市的所谓“城中村”治理问题上，要面对的除了改造、清除之外，还可以是发展。有些穷人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优势，并能走出一条较为成功的、适合那个区域的模式。北京的“浙江村”，是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群落并良性发展的成功典范，这里有着浙江人主动自我改善、自我开发的完善过程，也有着主管部门积极政策的促进作用。
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个北京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由外来人口聚集的“移民村”，变成了一个颇具规模效益的服装商贸区。“浙江村”现在不仅成为北京的八大商圈之一，而且成为南苑乡的重要经济支柱。这里每天吸引着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大量服装货源和资金，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16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国内外一些学者把北京的“浙江村”看成具有“社区效能”的一个模型，生活在这里的浙江温州人有一种很强的内聚力。人们自觉自愿地拢在一起，相互勉励，相互提携。他们内部的社会网络在拓宽就业门路、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有着当地人社区难以比拟的活力。他们在形成一定规模以后，还自办医疗、学校、治安联防队等，自发地来完善群体的生活环境。
“‘浙江村’的崛起是一个经济和管理上的奇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峨说。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管理没有跟上，大红门地区成了北京市有名的卫生和治安环境恶劣的问题地区，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外来人口。但是，一遍遍的清理没能解散“浙江村”，正相反，随着市场名气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进入了这个地区。
该地区所属的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一位主管官员曾说：“以前的问题不是外来人口的过错，是管理没有跟上。”近几年，政府对外来人口的策略从“围堵”转为“疏导”，成立了农工贸联合企业，投资兴建了数个大厦，将路边摆摊的商户引入规范的市场，既解决了管理问题，也提高了商户的经营档次。从而也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国外消除贫民窟的两种模式

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大城市以没有贫民窟著称。一个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是个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拥有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公民可以自由迁徙、择业，全国几乎没有城乡差别。该国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公民住房也在它的保障之下。斯德哥尔摩市区近70万人口中，10万富人在交纳高额累进所得税后仍然有能力拥有各式花园住宅。其他人住在公寓楼内，几无贫富之别，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套多居室住房，分布在规划很好的29个住宅区与6个卫星城，公共设施配套，工作、生活、文化服务三结合，以整洁、方便、舒适著称。尤其是人均拥有地下车库面积冠于全球，使斯德哥尔摩居民区绝无发达国家城市常见的乱停车之弊。
而朝鲜是个国家对居民的人身控制极严格的社会，户口管制之密甚于改革前的中国，国家对逃荒者和其他非经特许的流动人口惩罚非常严厉，首都平壤创造了一桩奇迹:在全国性饥荒之中仍然保持煌煌帝都气象，既无打工潮，亦无贫民窟。
从根本来说，要想消除slum无非是两个办法:或者像瑞典，以“福利国家”的责任消除贫民群并使之富裕起来融入都市正常生活;或者像朝鲜，把slum（下层聚落，贫民窟）当成squatter（非法聚落）来处理，以不受制约的管制权力把贫民赶走乃至根本就禁止他们进入城市。而当今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既没有能力如瑞典那样造福于穷人，也没有权力如朝鲜那样赶走和抓捕穷人，所以他们都难以避免slum现象——众所周知，甚至连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尽管像纽约哈莱姆、华盛顿14号街这类地方如今街区建筑与公共设施景观与历史上的贫民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居民相对贫困和治安不良仍被视为slum类型的社区。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对症，才能下药
目前，对城市穷人区的看法有很多，并且都有一番道理；关于治理，人们提的建议有“疏”有“堵”，相差甚远。现实中，各地政府对穷人区也不尽相同，有的漠然处之，有的恨不得立即清除，或是巧妙掩饰。这其中，各有各的问题。
如何看待穷人区？如何治理穷人区？本来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在各种观点的争执下就更显得无所适从。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回到穷人区的成因这个源头上来。了解边缘区、衰落区两类穷人区的不同成因，掌握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才能“对症下药”，分别给出合适的治理之道。
这样，才能在错综繁杂的建议、意见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所有难题将迎刃而解。

两类穷人区的区别
从成因看，穷人区有边缘区和衰落区两类。前者是由于某区域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某类资源的比较优势等，吸引外来人口迁移而在该区域的边缘或外围形成的穷人区；后者则是由于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比较落后，或者较邻近的其他区域落后，而沦为穷人区。
边缘区与衰落区，从表面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都是有大量贫困者集聚，环境脏、乱、差，各项福利设施落后，生活水平低，市场秩序较混乱，治安状况差。但由于形成原因的不同，两者在发展规模、趋势等方面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
两类穷人区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发展规模看，边缘区是不断变迁的，并且规模在扩大；衰落区处于其他经济发达区的包围之中，在不断缩小，不具备向外的扩展性。
边缘区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伴生区。伴生区由于经济发展、城市扩展等原因有可能扩大，边缘区则会随之变迁或是扩大规模。像前文提到的首钢搬迁，很多外来打工者也会随着首钢搬迁而在新的地方形成边缘区，就像候鸟一样。因此，在地理概念上，边缘区具有向外的扩展性。
衰落区则是不一样的，因处于其他经济发达区的包围之中，所以不具备向外的扩展性。即使像沈阳的铁西区这样面积较大的衰落区，它也不会扩大到周边的其他区。相反，由于政府的城区改造工作，衰落区的规模会逐步缩小。前文提到的上海的虹镇老街，拆迁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相信这个地方“不出三年必将被高楼大厦取代”。
（二）从区域功能看，衰落区更像“城市的伤疤”；边缘区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影响了城市形象，另一方面又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外来的廉价劳动力。
衰落区往往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带，这里的地价都很高。衰落区要么属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要么曾辉煌过，但由于资源枯竭或经济不景气而衰落下去。这些区域最影响城市形象，并且所占土地的机会成本比较高。
边缘区则有其两重性，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又为伴生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价劳动力。
（三）从发展趋势看，边缘区会一直存在下去，而衰落区将会逐渐减少。
我们知道，边缘区与城市的某一区域是伴生关系。只要这样的区域存在，就一定会在其周边地区形成穷人区。而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应不会减慢，或是停下来，所以，边缘区就不可能消失。
反倒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区域定位的调整，以及产业转型、技术进步等因素，衰落区将逐渐减少，甚而从理论上不排除消失的可能性。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两类不同的穷人区，当然应根据各自的发展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1、边缘区：宜疏不宜堵。
针对边缘区具有扩展性并长期存在的特点，政府在治理时应更多考虑，如何进行合理规划，做好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既充分利用外来打工者的优势来发展经济，又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并改造周边环境。
著名学者吴思就认为，我们可以把贫民窟换种叫法，叫进城第一台阶，或便宜聚居地。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农民总是要进城的，那么农民现在要不要这个台阶？这种聚集地一定会黑社会横行吗？一定是污水遍地吗？如果谈这个，就应该有这个台阶。只要城市为他们在郊区划一块公共地，统一规划管理就行了。
2、衰落区：改造与转型。
对于老城区、城中村这些在城市建设中形成的衰落区，政府应进行拆迁改造，既提供给当地居民一种福利，又改善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并提高了土地的价值率。对于那些因资源枯竭或是支柱产业日薄西山的衰落区，政府考虑的应当是，调整区域定位，尽快完成产业转型，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提高就业率。通过经济的二次腾飞，改变此类衰落区的落后面貌。

非洲解决城市贫困的新措施
2006年4月4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来自非洲30个国家的众多首相举行了非洲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级会议(AMCHUD)。该会议把城市贫困危机作为国际政治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非洲首相会议正讨论为促进城市发展和城市住房问题提出的10点规划。这些措施旨在减少城市贫困、消除潜在的社会隐患、对于政府为社会服务不够的方面尽快着手相应的修补。
这个会议由肯尼亚政府和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共同举办，并由南非主持。他们希望把会议宣言转化为一系列的解决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救助非洲那些居住在贫民窟中的70％的城市人口。
此次会议所讨论的10项核心问题前5项如下：
1、中央权力下放地方，国家将更多的制定政策的权力赋予地方官员。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机构和政策构架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将中央的财政权下放地方，改善公共服务，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善治理，允许地方社区参与政策的完善过程。?
2、关于机构和政策构架，很多与会国家表示他们正在修改或制定新的城市发展或住房供给计划。很多国家认为政府在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提供住房，以及加强治理方面大有可为。他们认为，住房供给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应该是涉及所有政府部门的一项国家政策。他们也研究中期政策构架，以更好地治理环境，改善住房供给，加强旧城区改造，加强住房部和土地部之间的协调。
3、关于土地治理和发展，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让所有的部门拥有足够的土地，结束使土地问题政治化的倾向，特别是掠夺土地的行为。对此，许多部长也介绍了在他们国家里关于土地所有、开发及使用的制度安排和规定。
4、与会者认为，必须建立为住房供给提供资金的稳定机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必须建立新的、互利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些与会国家建议对不同的收入和社会团体提供帮助。另外一些人则建议国家预算的一部分应该用于住房供给。他们还提出可以根据国际或地区最好的经验，尝试有利于贫困阶层的资金提供机制，以及一个低成本住房供给计划。
5、与会者认为，在城市规划，工程建设，防治艾滋病，打击腐败，武装冲突后的治理，以及加强妇女地位和金融体系建设等诸多社会生活方面，必须在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上都强化执政能力的建设。

穷人区也是一种福利

“城中村”本身是政府规划不到的产物，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意思，而且，也是治安问题的盲点。从政府履行其职能应当有所积极作为的角度看，“城中村”当然不应该“无为而治”地永在规划管理之外，但绝不该简单地铲平了之。政府应该的作为，正好可从北京房地产巨商任志强被舆论痛骂的那句“房地产商当然只为有钱人服务”上找，任志强没说完的另外半句实话是，没钱的人，房子该由政府解决——这就是答案所在。一个城市的用地，政府不应全部交由开发商，部分不那么具有商业价值的地段，政府应当兴建大量的廉租房——今天“经济适用房”的思路显然在实际操作过中并不总是使穷人受益，甚至反而增大了分配不公。廉租房可以使低收入阶层有最起码的居住保障，使他们能在市中心生存下来，同时，因为他们的存在，使整个城市市民间接受益——因为受房价影响最大的劳动力成本被降了下来。
“穷人区”这个词，听起来、看起来，当然会显得一个城市不那么光鲜体面，但从对普通市民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来考虑，恐怕大多数普通市民是会坦然接受的。不但如此，穷人区的存在恐怕是难以扭转的趋势，就看是像北京那样在远郊形成规模巨大的“新疆村”、“浙江村”，是像广州深圳那样形成“城中村”，还是像香港、新加坡那样形成廉租房的穷人区了。
穷人、富人在一个城市的分化存在，是一种社会正常现象，中国高速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只会强化这一分化对比，因为大城市的吸附效应，会使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而不是简单地平均流向中小城市。设置门槛的结果，不但并不会真正把贫困人口阻挡在他们的家乡，相反，会聚集在大城市周边，形成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景观。事实上，穷人区的存在，不但不会加深社会阶层的裂痕，反而有助于沟通理解。最简单直接的对比，是广州、深圳对外来低收入人群与本地人之间的互相抵触厌恶心理远不如北京上海这样严重。因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穷人可以融入本地的职业分工，深化一个城市的专业分工和阶层交往。如果一个城市的市政政策，是把外来穷人全部“驱逐”到远郊——事实上，本地穷人往往也会最终被一同“驱逐”出去，就人为阻断了不同阶层的沟通接触机会，妨碍了本地稍富裕人口与外来贫困人口的垂直分工。不但使富裕人口无法既提供就业机会又为自己腾出最宝贵的时间，而且会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猜测敌意。
从市政管理角度来说，相对稳定的富人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市政管理和建设规划因为有不同的针对性，会有更高的效率。譬如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治安等公共服务设施可以更集中在穷人区，以集中改善穷人区的生活质量。富人更多依赖私家车辆，而穷人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的特性，也可使市政交通规划更有效率更能满足不同阶层所需。
顺便说一句，也许要北京市民接受穷人区会有些困难，因为作为伟大首都的市民，一直是“首都人民意识”强于“北京市民意识”，所以，张惟英出在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但是，从北京出租车司机现已基本不再是政治局会议的“旁听者”，说明这个城市的市民意识本能正在逐步苏醒。接受穷人区该不会是太久远的事，毕竟，穷人区是一个城市的福利。???



提升改造而不是定点清除
对于中国城市管理者，他必须在提升改造还是定点清除之间进行选择，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贫民窟成为不可遏制的毒瘤之前，清除贫民窟并未消除城乡间的不平等现象，反而让许多人失去了梦想的阶梯。
政策建议如下：
1、控制大中城市贫民窟的规模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中国城市贫民窟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国际经验表明，毫无节制的贫民窟蔓延是相当危险的。墨西哥、巴西、印度、泰国、孟加拉等国均存在规模庞大并难以遏制的贫民窟问题。一旦贫民窟远远超出城市管理者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规模，那么整个城市将受困于“贫民窟”毒瘤之中，难以自拔。
2、制约贫民窟规模的关键在于城市管理者提升对贫民窟的公共服务。
随着对贫民和贫民窟的深入了解，国际上的许多研究发现，治理贫民窟的最佳方式是疏导而不是严防死堵。例如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一种解决贫民窟问题的途径就是“住区提升改造(settlement upgradation)”。目前中国城市管理者面临同样的艰难选择，比如道路和河岸两边，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和比较的是，开发更多的绿地面积，还是将城市边缘社区的垃圾回收的比率提高？是建设百万元一座的五星级公共厕所，还是为城市贫民提供最基础的公共卫生条件？
3、城市管理者需将对贫民窟提供的公共服务维持在理性和恰当的水准。
鉴于中国地方财政的艰难状况，我们很难期望城市管理者能以大规模财力提升对贫民窟的服务，问题的关键是，管理者不应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高水准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而应对贫民窟提供的公共服务维持在理性的水平，当务之急尤其集中在打击黑恶势力等社会治安、清洁的给排水设施、基本医疗服务和义务教育四方面。
（作者：钟伟，本刊学术顾问、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转型”中的穷人区

区域衰落型穷人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大城市大型企业集中的工业区，由于企业改制、产业转型造成的产业工人贫民化。这些地区，企业集中分布，往往一个企业就形成一个甚至多个独立的居住区，自成体系，功能单一，多与城市综合功能难以协调，游离于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之外。一旦企业走入困境，区域衰退现象必定凸现。二是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导致原有矿区没落，由于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思想作祟，这些地区产业转型多不成功，随意性强，昔日辉煌的矿区成为贫民集中的地区。
医治这类穷人区带来的城市疮疤，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好居民的安置问题。这一切，都离不开产业转型和升级，并以此带动就业的增加。

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提高就业率
辽宁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克强今年3月中旬在视察阜新时指出，要让转型振兴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棚户区的改造工作，关键是要解决好就业问题，特别是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
据统计，今后3年国企实施政策性破产还需安置360万人，辅业改制约有300万职工需要分流安置。由于传统产业衰落，失业人员积累多，如果处理不当，新的穷人区会在城市和厂矿周围迅速萌发。除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和新区开发外，为职工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将成为避免穷人区大范围出现的根本措施。
就业和经济增长本来应该成正比，但目前的现实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原来的老工业基地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是地方产业工人贫民化的主要原因。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李凯认为，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大量冗员被剥离分流，生产结构技术等方面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用人越来越少，这些都使就业问题成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从国外的经验看，80%以上就业机会的提供者不是大企业，而是民营中小企业。因此，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在老企业改造，健全机制，吸纳部分劳动力重新就业的同时，还要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资源枯竭之后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不仅发生在计划经济国家，也发生在具有长期市场经济发展历史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没有彻底地、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资源型城市的被动产业转型本身及其面临的矛盾，大多是资源开发企业生产活动带来的负的外部效果。企业在经营不景气时可以裁员，甚至破产，而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往往难以完全靠市场来解决。
对于地理区位较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当主动进行产业转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培育第三产业，逐步做到以一个产业为主导，几个产业做支柱，从单一的资源型产业转变为多元的产业经济体系，将主要矛盾化解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之中，避免被动产业转型成本高、难度大、风险大的弊端，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综合发展，以避免新的贫民区的出现。
事实上，很多资源型城市没落后形成的贫民区，就是因为城市形成时就没有考虑转型的需要，由于缺乏替代产业和新的城市功能定位，资源枯竭后，转型盲目，缺乏长远规划。
由于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处边缘，自然条件恶劣，历史上就不具备城市发展的优势。同时，企业破产后，这些地方并没有建成成功的替代产业和企业。以贵州汞矿为例，该矿地理位置较高，交通不便，属于典型的资源城镇，资源一旦枯竭，城镇的存在就失去了依托。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决策失误，该矿过去建成的玻璃厂、炸药厂、氯碱镁厂，由于规模有限，机制老化，不是倒闭就是被兼并，而兼并后的企业，很难满足地方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就业安置的初衷。在地方财力困窘和大量企业劳动力存在的无奈现实面前，职工居住环境恶化成为该地方的心病。
对于这类贫民区，最好的出路是人口的转移和搬迁。在这方面，政府无疑应当有所作为。


“有形的手”
是匡扶贫困的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一定会导致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吗？应该承认，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是一个国家经济在从传统经济到起飞再到成熟过程中往往难以避免的问题。工业社会早期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许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野，其背后的根源则是人们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可以说，只要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只要任由市场选择，那么穷人区和富人区便必然泾渭分明的出现。所以，在早期发展起来的经典发达国家，往往会看到一个城市间参差不齐地分布着富裕的孤岛的和贫穷的孤岛，如伦敦有伦敦东区和伦敦西区，纽约有上曼哈顿区和下曼哈顿区，成为城市和一国赫然在目的疮疤。

贫富融合之路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近些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导致严重两极分化的局面，因此，当前在城市发展和房地产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笔者曾一再强调，如果中国真的出现穷人区富人区并引发诸种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首先就在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二极分化结果，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既是导致当前中国的住房畸形繁荣，同时百姓却买不起房子的原因，也将是导致可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这样的城市疮疤的根本原因。
然而，承认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易于导致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野，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可以自动接受这种分野的现实以及愈演愈烈的趋势，也不意味着民意会认同某些人所说的“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才可能逐步将穷人区都改造成富人区”。其中原因有二：第一，大家对当前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看法。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那是一种情况，但眼下大家比较认同的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其实是权力资本肆虐，市场化程度不足，市场被扭曲才导致的恶果。既然两极分化是权力资本制造的一个冷酷现实，而非市场化进程的产物，为什么不先抑止权力资本，规范市场化进程，而非要“以市场之名”让穷人区和富人区的疮疤演变成钢筋水泥的冰冷现实？第二，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并非“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可违背的规律”。因为就算市场化进程会导致收入差异进而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分化，但市场并非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中唯一调控的手，为什么政府看得见的手不可以进行适当调控，而要听之任之呢？显然，这就涉及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大问题，一是政府在市场化转型、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二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市场化可能导致的问题是听之任之还是未雨绸缪、以“看得见的手”来正之。
众所周知，先行国家不仅曾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这样的城市疮疤，还出现过泰唔士河水被污染游鱼尽散的环境污染现象。后来总结出来的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就是：不能放任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无论是在穷人区和富人区的自然分野问题上，还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都不能先分化后融合、“先污染后治理”，而是要发挥好政府的框扶之手的作用，边发展边融合、“边污染边治理”。事实上，答案应该是清楚的。第一，政府在市场化转型过程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中国的社会分层不能完全由“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还必然要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和引导；第二，“先分化后融合”既然已经被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是代价过大的一条路，而“边发展边融合”亦是可行的一条路，那么政府对城市发展和房地产发展的介入完全可能导致“穷富分区”式的发展转向“穷富融合式”的发展。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通过政府的调控和引导避免完全由市场导向所引发的“穷富分区式的”的城市发展道路，转向“穷富融合式”式的发展道路呢？最关键的一条，是政府要节制权力资本的恶劣作用，要扭转愈演愈烈的收入两极分化局面。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要大力发展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介入以及合理的城市规划的引导，冲淡甚至模糊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别，有机地融合穷人和富人于一个共同的家园。

公共空间介入
试以香港为例。香港的城市布局有几个特点：第一，香港并没有明显的富人区和穷人区的界限以及划分，且一般没有明显类似于国内围墙高筑的居住小区的划分，在不知不觉间游人可能已从居住较贵的区域走到了另外一个居住较为廉价的区域，或者从一栋很贵的房子踱步到了另一栋相对便宜的房子。第二，香港的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可能在某块美丽的海滨边结邻而居（香港的房屋分为三类：商品房、居屋和廉租房。这里所谓的结邻而居，不见得是互为邻居，而是富人购置的“商品房”与中产阶级购置的含有政府补贴的“居屋”以及穷人租居的纯由政府兴建的“廉租屋”可能在同一条海岸线上相邻一字排开、共同面对一片海景）。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香港地区的公共品的供应充足而完善，地铁和其他公共交通的发达不用说，体育场馆和设施、城市公园也比比皆是，且基本上不收门票，无论穷富均可免费、自由地进入，如果再考虑到政府兴办的、错落于城市的学校和医院，以及以满足大众需要为依归的各大超级市场的合理分布，可以说公共设施、产品和服务已经构筑起一片穷人的天堂，消弥了穷人区和富人区的二元对立。
对此，我们不敢说香港已经消灭了收入差别，而事实上香港的人均收入差距在亚洲是比较高的，但由于公共设施的丰盛以及独到的富中穷的布局安排，可以说已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生活质量的差别。换言之，由于这样一种精心而独特的城市格局的安排，香港人的生活质量的差别远不如他们的收入差别那样大。豪富固然可以在豪华的宅第欣赏海景，但穷人一样可以欣赏到大海的落日溶金；富人固然可以在自家花园和私家游戏池自在的起居，在昂贵的健身俱乐部大手大脚地消费，但穷人也可以在美丽的公园“闲庭信步”，在免费或低收费享受公共游泳馆以及体育场馆锻练身体，大家的生活质量其实相差不大，穷人和富人后代的身体成长也不致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悬殊地成长，致使贫富代际循环。
正是由于没有截然对立、图景分明的穷人富人区，使得社会矛盾更趋缓解，社会的和谐更容易实现，富人和穷人更易于彼此理解和相处。穷富之间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互补，比如，穷人可以更多地共享公园与公共体育场馆，富人特别是富人家的老人也可以到穷人较多去的大型超市去“与民同乐”。
为什么非要政府介入？为什么政府不可以任由富人区穷人区滋生，回过头来再由市场自然地调节。这是因为“人居”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完全交由市场引导并不是最好的一种安排。换句话来说也是一样的：当市场纠错的代价足够大，则政府的介入就有其合理性。事实上，贫富和谐、社会稳定从来都应该是负责任政府的追求，贫富对立乃至贫富分裂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严加防范的结果--其实，在香港，不仅政府，还有许多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尤其是教会几乎遍布香港各城区，他们也都反对贫富对立，而他们爱心、言行是消除穷富隔阂、保持社会和谐的非常重要的“第三力量”。
综上所述，在一个城市中，某一处房子可能是完全是富人所有，另一处房子则完全是穷人所有，但未必一定要通过穷人区富人区这样突兀、冷酷的布局来完成，完全可能通过政府的调控、引导，通过充足的公共设施穿插其中，使得穷人与富人共同彼此融合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之中。说到底，穷富分区的反面并非穷富杂居，而是穷富是否可以融合，而这一点，其实是完全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做到的，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先分化后融合。这里面的关键除了保障收入分配公平外，第一，中国政府现在就要逐步把穷富融合、社会和谐的居住方式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目标。第二、政府一定要注意提供充足的城市公共设施、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第三、政府要制止目前“划地为牢”式的小区建设方式，更多向自由、开放、公共的空间布局方向引导。对此，我们认为即使客观存在收入两极分化，但是只要收入分配公平化，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充足化，那么犹如天堂般的富人区与犹如地狱般的穷人区的二元对立将不会真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