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捷锐：中国企业到澳大利亚发展和投资的兴趣日益增长。澳大利亚有诸多优势可以和中国企业共享。尤其是连续5年作为全球最富活力的经济和世界上政治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为投资者创造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平台，企业发展规划的确定性以及便捷的开业程序。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有高效的农业行业，快速发展的配套医疗行业，成熟先进的制造业，强健的金融服务市场和贯穿各个领域的发达的研发能力。目前已有众多中国企业选择在澳投资。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包含香港口岸在内）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外国投资国，截至2006年底，在澳投资存量总额达到419亿澳元，较上年增长24.9%。
澳大利亚投资署是澳大利亚政府中协助国际企业在澳洲投资的机构。它是接受有关投资咨询的首要机构，提供免费、全面和保密的援助。过去5年间，澳大利亚投资署共协助了总额558亿澳元的387个投资项目，创造了2.8万个就业机会。澳大利亚投资署现在中国大陆的上海、北京和广州都有专家团队,可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需求。

记者：澳大利亚政府设立直接援助项目(DAP)基金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企业项目有资格申请该基金？

芮捷锐：直接援助项目（DAP）由澳大利亚政府出资，主要为解决人道主义困难的灵活小额项目。DAP在非营利的基础上，对个人，团体和从事发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NGO) 开放。DAP不接受商业项目申请。在DAP项目的选择方面，我们倾向于批准那些能够使最需要帮助的人直接受益的项目，其中包括解决性别歧视、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问题的项目，以及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DAP项目注重直接、实际和快速的效果。由DAP项目资助的活动执行期较短（不超过一年）。DAP项目资金所涵盖的领域包括以下方面：群体健康、教育、小规模基础设施、卫生和农村发展。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我们也会考虑给予灾害救助和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以支持。

记者：该基金的审批程序是怎样的？

芮捷锐：直接援助计划项目组将每年考虑和审批项目3次。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负责在中国和蒙古国境内的DAP项目。DAP项目委员会负责接受和评估项目，并送交大使进行批准。申请金额应在3000～10000澳元之间。申请DAP基金的项目应为内容具体的小型项目，DAP基金将能帮助完成项目，或者使计划成功实施，最好是在拨款当年的财政年度内完成。 申请者需直接联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直接援助计划项目组，领取相关申请表，方式可通过传真、邮件或信件。

记者：已经执行了的基金项目目前进展怎样？是否达到了你们的期望值？

芮捷锐：在2006～2007年度，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一共资助了11个项目， 包括在中国9个省和自治区的9个项目和蒙古国的两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注重基本医疗、创造收入、教育、培训和基础建设。DAP项目帮助了妇女、儿童、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比如进城务工的民工。所有的项目都达到了我们的期望值，并按照指导原则，完成得非常好。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大使馆网（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cooperation.html) 了解这些项目的详细介绍。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援助项目的情况？这些援助项目在华进展如何？

芮捷锐：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已经为中国提供了超过25年的发展援助。澳发署将继续与中国开展伙伴关系合作，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中国提供专长，帮助中国的发展改革。澳发署的中国国别战略规划为2006～2010年期间的中澳发展合作项目制定了总体方向。该战略与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间框架相一致，并反映了两国政府在发展合作领域采用新方式的意愿，包括从各种扶贫活动向建议共享、高层能力建设和政策参与方面的转变。澳发署在中国的发展合作主要集中在3个领域：环境、卫生和治理。
解决环境问题和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澳大利亚在这个领域的援助主要集中在水资源管理，并支持中国自己的环境和水改革项目。通过一些项目活动，例如水权建设项目，澳大利亚正在帮助中国改变水资源管理方式，从只考虑供给到纳入需求管理。澳大利亚在卫生领域的参与，包括新疆和西藏的项目，重点是通过与高危人群的持续接触，开展多部门和以预防为基础的活动，减少艾滋病的传播。澳发署还致力于提高中国发现和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例如禽流感、非典型性肺炎和其他新出现的人类和动物传染病。澳大利亚在治理领域与中国的发展合作是根据中国政府均衡发展的政策框架，在中国自己的改革方案指导下开展的，包括中国将增加在扶贫方面的投入、市场改革、服务的提供和社会保障。澳大利亚还在职业教育方面提供澳大利亚的专家，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帮助，为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学习提供奖学金，同时还提供人权方面的特殊培训。
在今年的10月份，中国政府和澳发署启动两项新的重要项目：中澳环境发展项目和中澳卫生和艾滋病项目。中澳环境发展项目和中澳卫生和艾滋病项目都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援助项目，时间为5年，每个项目的金额是2500万澳元。两个项目的目标都是支持和提高中国的政策制定。中澳环境发展项目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而中澳卫生和艾滋病项目主要在艾滋病、新发传染病和卫生体制加强领域开展合作。
由于两个新项目的重点是政策对话、能力建设和小规模活动的协调，中澳环境发展项目和中澳卫生和艾滋病项目反映了中澳关系的变化，更加注重高层参与，以更加灵活和更具有针对性的模式来提供发展援助。

记者：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支持创新企业的投资政策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能否介绍一下？
  
芮捷锐：为了培育创新的文化和研发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全面的财政支持，帮助建立国家重点研究设施和透明的法律环境。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澳大利亚能力”创新计划承诺在到2011年10年间在创新领域投入83亿澳元。研发税减免优惠措施使符合条件的外国公司能扣除175%的研发活动支出。其他鼓励商业化的计划和项目包括成立产业生产力中心和对风险投资的改革。澳大利亚企业研发支出的强劲增长可与政府对研发的大力支持媲美。2005～2006年澳大利亚的企业研发支出连续第七年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01亿澳元，较前一年增长16.6%。还首次超过GDP1%的比例（1.04%）。对投资者来说，这是澳大利亚经济良好和稳定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企业研发支出将为澳大利亚的国内市场带来新的产品、流程和服务。

记者：您觉得对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目前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芮捷锐：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是建立在“改革开放”这个高瞻远瞩的政策上的。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开放和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进程将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和发展有重要意义。服务行业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正寻求在目前40%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服务行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这一目标，中国企业和消费者需要更多的海外资金、技术和专业知识。而更开放的市场又将保证中国的企业始终高效、具有竞争力，更有能力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
澳大利亚具有高质量和成功的银行业、电信业和职业服务人员，像律师和会计等，但是澳大利亚企业的规模并不很大，不会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威胁。因此，澳中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无风险的实验深化服务行业改革的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目前已经具有了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例如，中国可以通过在世贸组织多哈会谈中起更多的领导作用，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澳中可以在农业贸易改革方面进行实用的合作。例如，中国的园艺和制造业非常具有竞争力，但是就像澳大利亚的出口一样，中国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的出口被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所限制。
最后，我想提到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利益。环境保护是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正在积极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今年9月，胡锦涛主席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悉尼会晤，并在以下3项重要议题上达成了一致：努力实现长期的全球减排目标、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至2030年能源利用率提高25%的目标，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至2020年森林覆盖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的目标。从双边角度看，澳大利亚希望与中国继续进行清洁煤技术应用方面的合作，并继续扩大较清洁能源的利用，特别是天然气。

记者：您认为中国企业到澳洲投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芮捷锐：澳大利亚是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相对容易的国家，拥有透明健全和鼓励外资的法规和商业环境。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在澳大利亚设立企业，办理有关手续仅需两天，是世界上最快捷的国家。
中国企业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是对于澳洲投资环境和法律体系缺乏了解。此外，部分投资者惯以用类似国内的管理方式运作在澳的项目。澳大利亚投资署为解决商业文化差异架起一座重要的桥梁。与任何商业决策一样，对于决定海外投资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中国企业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中投资，不仅需要对他们的投资作财务方面的评估，更需做好与其他国际企业竞争的准备。澳大利亚投资署与中国企业合作，帮助满足他们在投资方面的需求，并通过与各州/领地政府、商业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作，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投资伙伴。

记者：能否谈一下您的经历？

芮捷锐：我接受的是经济学的教育。1986年至1991年之间，我在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先后担任一等秘书和经济参赞。我也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外交贸易部任职。1998年至2001年我担任了澳大利亚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2002年至2004年任澳大利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大使。最近，2002年至2007年初，我又担任了负责东北亚事务的外交贸易部副部长。

记者：您感觉您现在从事的驻华大使工作与以前您在国内政府部门任职有何不同？

芮捷锐：在国内首都政府部门工作与海外担任大使有很大的区别。在海外，作为澳大利亚政府代表的角色更加重要，而在国内，高级官员则更多地参与政策的制定和为部长提供意见。

记者：您喜欢中国吗？

芮捷锐：我非常喜欢中国。我非常高兴在这么多年以后能再回到中国。（摄影　曹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