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三要　　　　　　

　　　　　　　　　　　曾仕强

　　西方文化，以科学、法律和宗教为三大支柱。他们的法律和宗教，都受科学精神的支配。同样的，西方管理亦以科学的活动为主，十分重视明晰的定义，清楚的规定，和正确的数据。西方管理，显然比较偏重科学化。

　　我国文化的精神形态，则以道德和艺术为其基石。而我国的道德，可以说相当艺术。因此，我国管理自兔不了浓厚的艺术精神。高阶层管理者的直觉判断，往往在制度面前表现出独特的“例外”。用人“破格”; 用钱“如果报销有问题，我就自己掏腰包”；对事“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口口声声“法”重于一切，自己却经常洋溢着纯“情”。中阶层人员，善于揣摩上司的心态，适时调整数据，弹性解释事实，而又奉迎得好像没有在奉迎一般。基层员工，大多心存“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摹拟作业，并不一定遵从作业规范。上下都相当艺术，使得整个管理，也无法不偏重艺术化。

　　艺术化的管理，弹性显然比较大。管理者的作为，影响力也比较大。不容讳言，同样是总经理，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必然比美国公司总经理要来得自由自在，少受许多规律的束缚，即使是挂名的，开口要一些例外，也比较容易获得通融。因此，自古以来，我们就十分重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非常强调“修己”，认为管理者必须以修身为本。

　　我国先哲看见宇宙万物都充满生命，对管理的探讨亦以生命的观照来了解，老早洞察企业内外情境无时无刻不在变迁，若以客观呆定的典章制度来管理，必然僵化而难能适时应变，因此主张“不要紧的地方，讲清楚一些！真正要紧处，保持弹性，反而要讲得模棱两可”，认为如果能配合贤明的主管，适时当机立断，即能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大家重视修己，弹性管理也就有利无弊，或者利大于弊，我们害怕什么？单凭法管不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违法，却经常要做法以外的事情。你规定不能这样，他立即不这样，马上接着做那样。你一看不对，规定不能那样，他也就不那样，可是紧接着又做另外一样。法不是不好，而是永远不够用，累坏了立法的人，急坏了执法的人，却笑得避法人弯不下腰来。古圣先贤，劝告我们修己，实在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我们舍本逐未，受苦受罪，又能怪谁？

　　再说，任何主管刚一就职，所有同仁都会张大眼睛静默地看着他，看什么？”看你变什么花样！”要看好久？大抵不出三、五天，话就出来了：“唉呀！没有什么两样，变来变去还是那一套！”中国人乌黑的眼睛，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位曾在湖南大学担任教职的德国人说过：“中国人深黑而似乎毫无表情的眼光是安静的、客观而又毫不留情的。用这个眼光，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快地知道，站在他前面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干脆称为是一种天赋。”诺特罗帕也肯定此一天赋，他说：“我怀疑是否还有第二个民族的人和中国人有一样的本领：中国人一与另外一个民族相处，很快就会直观到这个民族的文化与心灵生活。”在台的若干美国公司比较希望美国主管直接负责，他们害怕中国主管的原因，即是中国主管往往会比美国主管更容易表现出典型的美国作风，令他们消受不了。

　　实际上，中国人请求修己，并不是希望当圣人。我们只是身处“十日所视、十手所指”的境地，别无他法，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唯一路径。既然中国人不好骗，也不可欺，倒不如自觉地修身，由被动而自动，当能获得更多的乐趣。

　　管理者修已，有三要目，分别说明如后：

　　（１）认识自己。

　　孔子说：“即使不见知于人而心里毫不怨恨。”他比较重视认识自己。一个人不必忧虑别人不知道自己，只须当心自己不能知道别人，而在知道别人之先，必须认识自己。因为知己的人，才能够正确地知人。管理者重在知人，所以要由认识自己开始。

　　1.经由性向测验，了解自己的倾向或潜在能力。对于自己所能胜任的活动，切记不可大意，以免“阴沟里翻船”；对于自己所不能胜任的活动，务须多多尊重他人，但要加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判断力，以免误判害事。

　　2.经由智力测验，明白自己的一般智力或特殊智力。不过，我们建议管理者把智力测验的功能放在“知道自己的智力有多低”而不是“知道自己的智力有多高”，因为“人上有人”，高低是比较的结果，谦虚才是美德。

　　3.由定期的健康检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使自己有所警惕，岁月不饶人，一方面要把工作做好，一方面也要珍惜自己，这才会重视正确方法的选用及调整，形成“轻松愉快把工作做好”的中国式管理气氛，以取代“紧张忙碌把工作做好”的美国式管理或“辛苦劳累杷工作做好”的日本式管理。

　　反省自己，以了解自己的价值取向。是视员工为机器呢？还是视部属如同手足？是绩效高于一切呢？还是尽人事以听天命？是“把一辈子的钱两年内赚完”呢？还是“细水长流”，年年有得赚？管理者所作所为，系于他的价值取向，不可不知。

　　（２）控制自己。

　　认识自己是为了自我发展，自我要发展为正为大，必须谨慎控制自己。管理者各有所长，亦难免各有所短，如何增强短处，发挥长处，便是良好的控制。起码有五种原则，属于共通性的，分述如下：

　　1.管理者自己“无知”，才能使部属有机会表现其所知。部属大多不希望自己的知和上司的知有所抵触或冲突，主管表现自己的“知”，多半会压抑住部属的知，不愿当面叙述，却在背后批评一大堆。许多人只知道指责部属这种态度不对，并没有指称主管也有欠缺之处，其实和部属不敢或不愿意顶撞上司，是同一心理。

　　2.管理者自己“无能”，部属才有表现“能”的机会，部属尽其所能，管理者又何必逞能？众人比独龙的能量应该大些，管理者千万不要为了显示己能而阻塞了众能的源头，自己的成就建立在部属的众多挫折感上面，未必是真正的成就。

　　3.管理者懂得“无为”，部属才能够大有为，这是无为无不为的道理。主管什么事都亲自做，加上精力充沛，以致什么事都做光了，部属只好无所事事，无可为了。管理者退让一步，让部属也能有所作为，可能更符合管理本来的用意。

　　4.管理者必须“有所不为”，才能恰到好处地“为所应为”。以有所不为做根本，产生为所应为的作用，使一切作为，都能够切合实际需要，并且从容中道。

　　5.管理者更进一步，勿以恶小而为之，同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就是有胆识、能担当的主管，部属既敬又畏，内心却是诚悦服从，因而无住而不利。

　　（３）自己成就自己。
　　控制自己的结果，便是成就自己，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管理者能够把握下述六个重点，做到恰到好处，即是最大的成就。

　　1.知人善任。管理者主要责任在得人，得人之先，要能知人，辨识人的诚伪、善恶、智愚、贤不肖。知人之后，还要能善任。否则知人而不善任，等于不知。若是知人而故意不善任，那就更为可怕，不是嫉才，便是私心作祟，终必贻害组织。

　　2.有容乃大。器小的管理者，最容易刚愎自用、骄矜自大。管理者如能体认中国艺术“虚空能容”的精神，充分了解“耳朵中空，即是要我们能听”的道理，肚量宽广，胸襟能容能大，自能兔于刚愎骄矜。一方面能欣赏部属的表现，成功不必在我；一方面又能够功成不居，反而更受大家的崇敬。

　　3.真诚服务。服务代替领导，乃是中国人所欢迎的“关怀导向”，与西方“工作导向”不同。然而服务必须真诚，否则员工很容易看穿西洋镜，从此失去信心。真诚与否，光凭曰头宣称，员工并不会信。要实质上有所表现，处处站在负工立场考虑，求得合理，员工自然心里有数，因而深信不疑。

　　4.仁爱为怀。中山先生主张“不独要求其根据法律行事，且勉其以道德立身”，管理者除了依法从事之外，还要以道德立身，亦即怀抱仁爱之心。任何人如果不能真正了解仁爱，便不可能有真诚的服务，却极可能假藉服务的美名，来遂其私欲。凡是希望他人给他一个服务机会的人，很可能不明白仁爱的真义。服务机会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要以仁爱的心灵体会别人真正的需要而提供。

　　5.信义为重。管理者不可言而无信，因为一旦失信于部属，从此难获大家信任。管理者不轻言，言必有信，时时保持自己的信用度，方为上策。但是管理者究竟不是神，有说出而做不到的，或决定后而改变的，必须适时委婉地向有关人员说明，使其了解真正的困难，给予谅解。

　　6.知命乐天。命是存在的，不可不知。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才知天命，可见知命比不惑尤难。知命的管理者，才能够尽人事以听天命，凡事尽心尽力，而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该做的便全力以赴，成不成功在命。这种态度，叫做“知命而不认命”。亦惟有如此，才能乐观奋斗。乐天不是嘻嘻哈哈过日子，而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以不怨天、不尤人的态度，努力奋斗。中国人普遍希望长命，乐天便是以不损及寿命的心态来进行紧张忙碌和辛苦劳累的工作。

　　修己安人是管理的历程，修己又是安人的起点，所以修己是整个管理历程的出发点。修是修治，把原本欠缺的地方修好，使原本优良的地方加强，让管理者以正己的面目出现在部属的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部属十目所视，自然很快有所知悉，起初会怀疑、试探，甚至考验，然后信心逐渐增强，产生良好感应，尽力在安的气氛中把工作做好。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即是仁道管理的感应历程。

管仲的经理人之道

　　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以分裂与竞争为主题的数百年历史激发了大量“朝秦暮楚”的职业经理人。在这些经理人中，最成功的经理人莫过于管仲和商鞅。但结合个人的最终命运而言，管仲则是最值得现代经理人学习的楷模。其中，管仲的一些经典案例也正是现代经理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抓“霸”放“色”

　　就齐桓公与管仲的数十年合作中，“举霸业，服天下”是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作为齐国向这一目标挺进的策略制订者和实施者，管仲在一些无害于“霸业”的问题上采取了纵容与放任的态度。

　　在齐桓公任用管仲之初曾问：“我很好色，对霸业会有害吗？”管仲回答说：“无害！”当齐桓公问及什么对霸业有害时，管仲称：“不知贤，害霸；知贤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对管仲的回答，齐桓公很高兴，于是，他把绝大多数政治和经济事务交给管仲全权办理，而自己则深居王宫，行“好色”之欲。

　　与这一放纵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管仲对齐桓公封禅的阻止。当齐桓公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梦想时，突然提出封禅泰山的想法，希望以此彰显其功绩。当齐桓公起出此事时，管仲并无一言。下朝后，一位同僚问他为什么不发一言，阻止齐桓公的决定？管仲说齐桓公好胜，要以私下阻止，不能正面谏阻。当天，管仲夜访齐桓公，成功地阻止了封禅决定。

　　在这两件事上一放一阻的不同处理方式表现了管仲在与处理上级关系中的取舍之道。而且，在如何劝阻的实施方法上，管仲的做法也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的指导思想。

　　在像管仲和齐桓公这样的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会有很强的累积效应。如果一味以“束”而为，即使再豁达的领导也会因为情感上的厌恶感的积累而逐渐由信任到不信任，甚至于痛恨。正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出发点很好的正直之士往往不得善终。

　　管仲对于齐桓公一些无害于霸业的弱点的放任使之任用管仲无束缚之感，结果使其对管仲日益信任，甚至于将几乎所有的处置权交给了管仲。而这种权力的强化又使管仲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发挥他的思想，使齐国由普通的诸侯发展为当时的霸主。

　　现代社会中，经理人与资产所有人之间的磨擦与分歧几乎是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永恒话题，对于一个优秀的经理人而言，能否很好地处理这种关系，减少执行阻力对其能否有效发挥经营才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管仲在“放色”与“阻禅”上的处理策略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技巧。

　　管仲的团队观
　　齐桓公在鲍叔牙的推荐下，将他昔日的仇人管仲以计谋从鲁国“骗”回到齐国后，两人坐谈了三天，详细讨论了从如何实施霸业、如何用民、如何解决内政/军事等问题。由于双方在思想的共鸣，齐桓公当即决定拜相，但管仲当即拒绝。

　　就在齐桓公觉得奇怪的时候，管仲抛出了他的团队观：“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此后，隔朋、宁越、成父、宾须无、东郭牙五人分别因管仲的举荐担任了相应的职务。于是，管仲的核心团队在他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时就已经完成。

　　管仲推荐这五人时称：“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隔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草莱，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越；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蹬，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于成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虽不才，强成君命，以效区区。”

　　在经理人带团队进企业的问题上，管仲的做法给出了这样一些启示：在如何引进新的团队成员方面应如何打握时机？在说服上级领导时应用采用什么方法？

　　另外，在团队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是新团队成员与老团队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事实上，这种冲突是导演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悲剧的根本原因。从管仲进入齐国政坛后的工作来看，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革命性的”。这意味着新老冲突较小，管仲也不至于像商鞅那样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

　　现代社会中，企业在引进空部队时常常会面临着剧烈的利益重构和价值观的冲突，并集中地表现在企业文化的不相容。在管仲和商鞅的处理方式中，管仲更多地表现出融合于原有文化，而商鞅则是激进地引进一种与原有文化完全相背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破坏了原有结构，虽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引发的新旧冲突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在过去几年里，一些国内企业看到现阶段美国企业在全球具有不错的影响力。于是，不少人认为外企的管理就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企高级管理者空降国内企业一度成为一种流行色。但结果绝大多数不尽理想，这尤其对于那种已经形成强有力的自身文化的企业来说，这种文化免疫有时比新文化带来的有利影响更为突出。

　　不患之奸可养

　　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者，身边有一帮谄媚之徒是常有的事，如何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是一个经理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齐桓公最亲近的人中，易牙、竖貂、常之巫、公子启等几个奸佞之徒，易牙虽厨艺高超，却可以为了讨好齐桓公把自己的小孩杀了给齐桓公吃，这在管仲看来是“不慈者必不忠”的人，而竖貂只是齐桓公的一个幸童，因为齐桓公的宠幸而得以干预朝政。

　　尽管这些人与管仲看起来是大奸与大忠的两个极端，两者有水火不容之势，但在管仲掌权期间，由于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及管仲的控制力，这群人并没能掀起大的风潮。这意味着这个时期，这群人是难以为患的奸侫。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并未对这些人进行清洗，相反采取了“姑息”政策。

　　事实上，在现代企业的每一次高层变动中，都会伴随着“革命性”的人员大换血。这与管仲在此方面的处理表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

　　但在管仲临死前，他说
：
　　“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公主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管仲为何在这个时候说这话？很明显，管仲很清楚，一旦自己离世，这些人就会开始兴风作浪，而再无人抑制其行为。

　　管仲死后，齐桓公也的确曾把这几个人打发出宫，但三年后还是把这些人找了回来，最后齐桓公因此而不得善终。齐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有人因此责备管仲未能尽责，一些人认为这他应该把这些人在此之前除掉。而这正是管仲在作为经理人所把握的分寸：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否则你就不是称职的经理人。


“张良捡鞋”中的管理技巧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朝末年，张良在博浪沙谋杀秦始皇没有成功，便逃到下邳隐居。一天，他在镇东石桥上遇到位白发苍苍、胡须长长、手持拐杖、身穿褐色衣服的老人。老人的鞋子掉到了桥下，便叫张良去帮他捡起来。张良觉得很惊讶，心想：你算老几呀？敢让我帮你捡鞋子？张良甚至想拔出拳头揍对方，但见他年老体衰，而自己却年轻力壮，便克制住自己的怒气，到桥下帮他捡回了鞋子。

　　谁知这位老人不仅不道谢，反而大咧咧地伸出脚来说：“替我把鞋穿上！”张良心底大怒：嘿，这糟老头子，我好心帮你把鞋捡回来了，你居然还得寸进尺，要让我帮你把鞋穿上，真是过分！

　　张良正想脱口大骂，但又转念一想，反正鞋子都捡起来了，干脆好人做到底。于是默不作声地替老人穿上了鞋。张良的恭敬从命，赢得了这位老人孺子可“教”的首肯。又经过几番考验，这位老人终于将自己用毕生心血注释而成的《太公兵法》送予张良。

　　张良得到这本奇书，日夜诵读研究，使之后来成为满腹韬略、智谋超群的汉代开国名臣。张良克制自己的不快，为老人拾鞋、穿鞋，看上去好像很窝囊，但这并不是软弱的表现。明知自己比老人身强力壮，处处礼让，这既表现为对老人的尊重，也表现为对自身品格的完善。张良正是在不断礼让的过程中，磨砺了意志，增长了智慧，最终成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真正的强者总是善于隐藏自己的锋芒，成熟的管理者应该掌握一种外圆内方，绵里藏针的管理、处事技巧。让别人的攻击因为没有着力点而不能发挥作用，反之自己只需轻轻一击就可以令竞争对手受到重创，这才是真正的经营、管理高手应该做的事情。

　　假装不知，实际上清楚；假装不行动，实际上因不能行动，或将待机而动。